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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胡遂教授 | 胡遂对话胡林翼:曾国藩自叹不如的晚清名臣

时间:2017-09-20 15:04来源:未知 作者:胡遂 点击:
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曾国藩 湘君说 2017年9月15日,湖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胡遂教授不幸逝世,胡老师系晚清中兴名臣、湘军著名将领胡林翼的玄孙女,从教42年来,勤于著述,深受学生爱戴,曾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百佳教授等荣誉称号。 本文是胡遂教授与太

 

  
 

 

   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曾国藩

 

 

湘君说

 

2017年9月15日,湖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胡遂教授不幸逝世,胡老师系晚清中兴名臣、湘军著名将领胡林翼的玄孙女,从教42年来,勤于著述,深受学生爱戴,曾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百佳教授”等荣誉称号。

 

本文是胡遂教授与太爷爷胡林翼围绕治国理家、立德树人、为官施政等问题进行的一场别开生面、跨越时空的对话。斯人已去,尚留德音,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胡老师深深的哀思。

 

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遂时常会想起孩提时代就耳熟能详的太爷爷的故事——他是七荐左宗棠、力推曾国藩复出的晚清中兴名将,却在49岁的英年赍志而殁,成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英雄;相比曾、左两位湖南同乡,他身后知名度要小很多,他的深远影响却不容忽略:毛泽东的字“润之”,就取意自他的号“润芝”,他就是胡林翼。
 

 

 

 

作为胡林翼的五代玄孙女,胡遂多年前奉命整理《胡林翼集》。阅读胡林翼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奏章、批牍和书札,透过那些掷地有声的文字,胡遂仿佛看到了老人家强扶病体、日夜操劳的样子,也愈加能够体会先祖以身许国、忧国如家的无悔一生……

 

兵可挫,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终不可挫

 

 

胡遂:太爷爷,此前我应凤凰卫视采访,谈到您的一句话:“兵可挫,气不可挫;气可偶挫,而志终不可挫。”主持人连称说得精彩。在许多次的讲座中,我谈到您这句话时,听众也纷纷表示深受启益。我知道您人生道路受过多次挫折,那么到底是什么使您坚持下来了呢?

 

 

 

 

胡林翼:我一生虽然屡经挫折,有时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也曾有过沮丧,但仍能重整旗鼓,抖擞精神,勇往直前,后来又反败为胜,得到成功。究其原因,我认为就是这个“志”字始终支撑着自己。所谓“兵可挫”,就是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可预料;又为什么说“气可偶挫”呢?因为人在遭遇挫败的时候,一时的灰心丧气,有时也难免。但对于一个有坚定信念、有明确人生目标的人,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始终不会放弃自己的志向。所以我认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确立志向。

 

对于有志向有信念的人来说,譬如一条河前行的时候,总会有弯弯曲曲,甚至急流险滩,但如果方向始终不改变的话,那就哪怕千回百折,也决不会放弃前行。我自幼跟随祖父、父亲研习宋明理学,理学最重视的就是人生信念问题,信念支撑着人的一生。大宋丞相文天祥在刑场上最后说的一句话就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所以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他为能够以身殉国而自豪,我也以能够以身许国而自豪。我曾书一很大的“死”字悬挂于军营帐内,曰“知此生必死,故不惧死耳”。

 

正因为执守国家民族之大义,有着坚定的人生信念目标,所以即使面对刀山火海也都是义无反顾、义不容辞的。因此我平日教育部下将士总是非常强调“志”的确立,选拔人材也主要是考察其志向、志气、志节如何。

 

 

 

 

凡干大事者,心中不能有“人”的算计,而只能有“事”的成否

 

  

胡遂:太爷爷,说到识拔、举荐、培养人材,您的作为也是非常突出的。记得曾国藩说您“荐贤满天下”,直到现在还流传着您“七荐左宗棠”和力推曾国藩出山的佳话。您能给我们讲讲具体情况吗?

 

胡林翼:左宗棠少有才略,曾以“今亮”自许,但科举考试不顺,始终没有中进士,因此长期沉沦僚佐。当此乱世之时,国家需要特别人才,为此我曾经先后向岳父陶澍、前辈林则徐、巡抚程鹬采、张亮基以及朝廷举荐他,前后七次。我在《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中称他“读本朝宪章最多,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其近日楚才第一”。尤其在左宗棠因为性情刚褊得罪总兵樊燮,几乎惹下杀身之祸时,我站出来力挺这位国家急需的栋梁之才,上奏章称:“湖南在籍四品卿衔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暗太慧,宽饶少和之讥。”既强调他的治国之才,又对他的性格作了解释。由于这一番努力,助左宗棠脱离幕僚身份,得以独当一面,有了直接施展才华的平台。

 

曾国藩与我亦是并肩作战的好友,屡立战功,但早期他始终没有得到地方实权,不但做事很难,而且一度陷入“群疑众侮,积泪涨江”的困境。逼得他借着父亲去世,自己须循丁忧守孝之例,不待朝命便离开军营,负气居家一年半之久。作为老友,我深明他的不得已,就奏请朝廷命他出来继续带兵,但没获答应。第二年,我又利用太平军进入浙江之机,以自己无法分身为理由,再次奏请让曾国藩出山。这一次终获朝廷应允,曾国藩感我一片苦心,也毅然出山继续带领湘军。当时有幕僚对我说,润帅您这样做太损害自己利益了,本来湘军两大统帅中,如果曾国藩就此沉没下去,那肯定是您一人为首,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认为,凡干大事者,心中不能有“人”的算计,而只能有“事”的成否。这样才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用,才真正干得事成。我作为湘军统帅,只能一心为国家大事考虑,不能掺杂个人私心杂念,只有精诚团结,目标专一,才能干得事成。

 

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胡遂:太爷爷,在我们家中,至今还悬挂着您写的一幅对联:“欲正人心,引为己任。”您能讲讲此联的含义吗?它与建立官德和整顿吏治有什么关系吗?

 

 

“欲正人心,引为己任”

 

胡林翼:你说得很对,“欲正人心,引为己任”,这不但是从政者的官德修养问题,更是关乎整顿官场吏治的大事。我出入官场多年,深知世风不正与官场腐败关系极大。我认为:“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不患民之难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具体办法就是在树立良好风气的同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惩治贪腐,决不留情。

 

首先,树立榜样,弘扬正气,从我做起,从当官的士大夫们做起。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因此,要端正人心,就必须自己作出表率。

 

“惟近十余年,颇刻厉作人,岁寒晚节,不可居于人下,要在同仁共相告诫训勉之。”而自己以身作则,那么下属就可能“群吏更始崇敦朴,屏退浮华,行之数年,或可改观”, 社会风气往往通过潜移默化影响人的行为,只要我们能够“多结同心共德之君子,相与提挈维系”,那么就会“因事而利导,对病而下药,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因此我治理湖北,就非常重视地方的风气,认为“移易之法,教化为先”。针对“鄂经兵祸,民气凋残”的现实情况,觉得作为一省巡抚,“义当搜求贤俊,以开风气”。我访求到龙启瑞、宋鼎、邹金粟等乐道安贫、砥砺廉正等乡里称贤者,将这些先进典型“奏明皇上,赏给荣衔”,目的在于“以资观感奋兴,顽廉懦立。”因为“正气不伸而伪士得志”正是国家贫病之源。

 

作为一省巡抚,我在任内,严格要求各级官员“礼正士,黜华士”,训诫为官者尤其要“以实心贯之,以正人辅之,莫浮夸,莫贪虚名”。面对民生凋弊、经济急待恢复的现状,我仍然坚持“理财之道,仍以得人为先”,在访求经济人才时,我也以“士绅之才品兼优、可备国家之宝者”为定位,比如周笠西“心术正大”,毛鸿宾“好善嫉恶、秉心公正”,我所倚仗的理财高手阎敬铭“综核名实,居心正大”,另外还有严树森,他“远行七千里,未交朝贵,可谓胸次独高矣”,后来历史证明了他们都确实是为官清正廉洁,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行事正大的栋梁人物。

 

 

 

 

与此同时,大刀阔斧整顿官场贪腐。在这方面,我也是下了大气力,冒了大风险的。我上疏强调拯救天下最关键的是选将、查吏二法,而相比之下,“兵事如治标,吏事如治本”,整顿吏治无论何时都是第一位的。因此,我每当看到和听到那些贪官污吏仗势欺人,以权谋私,“择肥而噬,惟利是图”,欺压良民,就深恶痛绝,必下狠手铲除之。在拿到真凭实据之后,我果断地拿下了一批贪官污吏,在咸丰六年我一次就弹劾罢免二十多人,当时很多人托人讲情,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我也毫不留情,坚持原则,决不答应。所以我常说自己是“天下之好劾人者,林翼是也;天下之至不好劾人者,亦莫林翼是也”。我的爱与憎就是以你为官到底是对民生有利还是有害为标准的,我对于荼毒百姓的贪腐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

 

当时流传着我的施政作为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因为只有爱民者,才会特别痛恨那些荼毒民众的害虫。对于那些“慢视教令,毫不动心,视省城公事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的尸位素餐者,我果断执行“将不能战者,杀之不足惜,汰之唯恐不速。官不能筹饷者,劾之不足惜。”

 

我教育这些地方官说,民众称你们为父母官,那你们对待老百姓也应当象对待自己子女一样,不但要关心爱护,更要以身作则,为民表率。否则士民“见官之无耻,遂自忘其耻;见官之不廉,遂自忘其廉。”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在给地方官的批牍中告诫他们“必须日夜勤勉,心力交瘁。视民事如家事,视民间田里树畜盗贼词讼之小事,如创深痛巨,附骨剥肤之大事”。要求从政者为民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公事

 

 

胡遂:太爷爷,当日林则徐保举您复出为官时,为什么您不愿留在北京做清闲安逸的京官,而要特地挑选贵州这样贫困偏远的艰苦地方呢?您来到贵州后,主要做了哪些实事呢?

 

胡林翼:是的,贵州地僻民穷,我之所以要主动挑选这里,在当时写给弟弟们的信中,我就说道:现在官场风气越来越不好,凡捐官的,都想找个好地方来捞油水。所以贵州这样的贫困地区,他们不屑一顾。而我正是因为父亲在那里做过官,深知贵州太穷了,当地有民谣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钱银”,山路崎岖,盗匪很多,极难治理,因此是特别锻炼人的地方。何况吾辈出来做官,决不是肥饱中囊,而是为国分忧,为民办事,因此要多想国家,少想自己。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因为只有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才能将自己锻炼成真正有用之才,更好为国家民众效力。
 

道光二十七年(1847)我来贵州,最开始是代理安顺知府,安顺古称夜郎,向来为蛮荒之地。 到任后,我就着手为当地百姓办实事。首先是民生工程,安顺府城水源仅有两处,居民旱季饮水历来是个大问题,他们常常远赴数里,汲泉水为生,因此水贵如油。地方财政不够,于是我带头捐银450两,共筹集资金2900多两,进行了开凿泉眼、疏浚河道与筑堰蓄水三项工程,一年后开闸放水,两天两夜之间,“各堰皆盈,一片汪洋,澄清如镜”。困扰人们多年的饮水难题,终于解决了。


我来安顺做的第二件事,就是除暴安良。安顺山区偏野,素以盗匪多著称,过往行旅极不安全。到任后,我首先深入民间,仔细查访,同时布置线人,在对盗匪的姓名、状貌以及经常落脚之地和出没场所等情况了如指掌后,自己一身短打,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怀揣干粮,带着兵士们出入高山深岩,深入百姓之家,不畏艰险,不怕威胁,硬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痛加铲除。从而使百姓们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

 

从长远来看,治理地方不但要让老百姓安生,而且要贯彻教民爱民的措施。所以我在安顺府上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倡立义学(即由乡里捐资,供穷孩子免费读书的乡塾),表彰忠孝。我除了扶植已有义学之外,又设立新义学10所。同时我还遍访志行高洁、乐于助人的仁人孝子,一方面汇案上报表彰,另一方面向社会推广,其人数多达八百余名。表彰道德模范与广泛铺开办学,同样都是树立社会正气,引导人心向善所不可缺少的。只有这样,才能移风易俗,才是治本之举措。


我做官几十年,总结出两句话,那就是“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公事”。我常常说:“吾辈做官如仆之看家。”这个家就是国家和人民。

 

 

胡林翼陈列馆内景

 

我为官从政二十多年,没有别的,就是敢于做事,舍得吃亏

 

 

胡遂:道光年间,劳崇光、常大淳等大员进京时,屡屡听到皇帝询问他们:“胡林翼官声何以如此之好?”为什么官场纷纷承认您盛赞您?
 

胡林翼:我认为自己做官从政二十多年,没有别的,就是敢于做事,舍得吃亏。不要名,不要利,只要对国家、民生有利,其他一切在所不辞。林文忠公则徐是我岳父陶澍的挚友,也是保举我再入官场的长辈,我始终把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诗句当作勉励自己的座右铭。背负着他们的期望,我坚持把国家利益、全局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自己的生命乃至名声都在所不惜,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又如何干得成事?

 

我刚到湖北的时候,面对的是武昌三次沦陷失而复得,省城人口被掳一空,全省遍经战火焚毁的一副烂摊子。由于军饷积欠几十万两,以致攻打武昌时,士兵因闹饷,面对强敌居然哄散溃逃。为了尽快解决军饷问题,我通过征收厘金、改革漕运等方式来改善湖北经济,一年下来,成效明显,年财政收入可达四百万两。也正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本来需要靠其他省份的协济才能勉力维持兵饷开支的湖北省,一跃成为整个湘军的最大饷源地。  

 

作为统帅,要善于审度兵机,统筹大局

 

  

胡遂:近代学者萧一山在其《清代通史》中评价您:“湘军能立于不败之地者,皆林翼之功也。”对您军事思想的研究也是一大热门,您能给我讲讲您的成功经验吗?

 

胡林翼:作为湖南人,因为从小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青少年时我就特别喜欢读《资治通鉴》《汉书》《史记》这些典籍,尤其关注山川要塞、地理舆图、兵政机要等方面的内容。后来我那部28卷本的《读史兵略》,其实也发端于年轻时的愿望。

 

 

胡林翼《读史兵略》

 

谈到军事思想大概可分为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两个方面。第一是“以上制下”的战略。咸丰四年,我从贵州带兵驰援武汉,当时面对的是太平军已占领武汉、九江、安庆、南京等长江中下游两岸多个战略要点的局面,我根据地理形势和当时双方的战局,再参考古今战略得失经验教训,制定了“以上制下”的军事战略部署。即先夺回武汉,再以武汉为战略基地,沿长江顺流而下,先夺取九江、安庆,最后直捣对方建都的南京城。因为武汉在南京上游,扼守东西南北,为九省通衢,关系整个作战大局。只有先收复武汉,才能为湘军东征创造必要的条件,为此我指挥部队对武汉血战,直至攻下武昌,进而控制了湖北全境。

 

接下来,我一方面考虑保住湖北战果,另一方面带兵去邻省援剿,我把目光放到了九江,因为九江西望武昌,东接安徽,南有南昌,是江南、湖广甚至吴楚的枢纽。如果太平军得九江,可图江西与湖北;如果湘军得九江,可窥安庆及金陵。而安庆也是长江中下游的关键。我认为只有夺取九江,安庆才能断绝金陵的接济。于是我调派几支部队,乘胜攻打江西和安徽。尽管仗打得非常惨烈,但终于相继攻下了九江和安庆,因此朝廷认为我为攻取金陵铺平了道路,不但接连赏赐,加官晋爵,同时每告一次大捷,咸丰皇帝就亲自御书一个斗大的“福”字给我,一共赐给五个福字。
 

 

 

 

胡遂:您在战术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呢?
  

胡林翼:我的战术思想,可以说是在长期的实际带兵打战过程中积累而成的。作为一介书生,原来对于军事可谓是“素未梦见”。但是我不但勤读兵书,而且善于总结战场经验教训。记得我在刚开始打武汉时,因为急于求成,完全以血肉之躯攻城,结果不到半年损差不多4000兵力,罗泽南等悍将都是阵亡的。

 

血的教训让我痛定思痛,我停止了强攻,转而以重兵团团围住武昌城,切断了援军与粮草的通道。不久城内守军终因粮草不济、援军不至,最终突围败退到九江。此战虽然大胜,获得朝廷嘉奖,但我又乘胜前进,马不停蹄追击败退到九江的敌人。在九江战役中,我制定了“长堑围困”的战术来应对坚守的敌人。首先派李续宾率主力部队团团围住九江城,然后在离城数里之处挖深沟、堆高垒,切断对方一切救援接济。同时又派彭玉麟、杨载福和都兴阿带领几支分队,猛烈进攻九江外围的湖口、黄梅、小池口等地,强力阻击增援部队,九江终因弹尽援绝而被攻破。

 

由于武昌之役我军死伤太多,而敌方又特别能够死守。因此后来我不但不主张强攻坚城,也不主张强据城池土地,我认为作为统帅,你的上策乃是善于审度兵机,统筹大局。战争最重要的目的,首先是要保存自己的力量,这样才有可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所谓“兵事以攻坚为难,以逼城为下”。如果强攻对方城池,往往敌人伤亡不多,而自己则阵亡惨重,不但元气很难恢复,如果城没攻下来的话,反而助力敌方士气,而己方同神疲气懈,这是很不值得的。所以,我认为“围城打援”是“反客为主”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好方法。

 

直到去世前,我心中仍旧惦记着书院的事 

 

 

胡遂:太爷爷,您对于教育历来重视,您当年创办的箴言书院,至今已有162年,现已更名为箴言中学,成为享誉三湘的名校,培育人材数十万,能说说您当时创办书院的想法吗?
 

 

 

 

胡林翼:创办箴言书院,这既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父亲胡达源的愿望。父亲在世时,曾主持过长沙城南书院,并著有《弟子箴言》一书,以明宋五子之理学修养,上推孔孟之旨,而尤严于公私义利之辨。《弟子箴言》,凡十六章,讲述的就是为人必须建立志节、培养正气、明辨是非,健全身心、造福社会之大义。我所创办的箴言书院就是因《弟子箴言》而得名。


我办书院的宗旨不是让学生热心科举功名,而是要培养出经世致用的人才。
 

我对书院非常重视,自己在前线,就托付老师蔡用锡先生主持修建。我当日也时常过问书院情况。咸丰十年我卧病英山,日吐血半升,自料时日无多,而兴建书院所需要大量资金仍不能到位,我就写信给曾国藩他们求援:“书院竭三年之力,始得田租,兴造须六千金,刻未兴工。鄙人不死,明年春夏可堂构,否则须五年田租所入,乃能成之。”

 

曾国藩尽其所能与安徽巡抚李续宜等人筹款。我当时真是没有钱,只有家中祖传田产,那么钱从何处来呢?我甚至写信给朋友们,说我死了,你们送的奠仪统统用来修建书院,不要给我的子孙一文钱。直到去世时,我心中仍旧惦记着书院的事。


胡遂:太爷爷,您知道吗,在您身后,爷爷胡祖荫创办了紫筠农业学校,父亲胡有猷创办了林翼中学,又培养了不少人才。林翼中学是以“端敏恒毅”为校训的,您认为怎样?
 

胡林翼:我认为从《弟子箴言》到“端敏弘毅”,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

 

 

胡林翼家规、家书

 

《弟子箴言》教导学生应当:“奋志气、勤学问、正身心、慎言语、笃伦纪、睦族邻、亲君子、远小人、明礼教、辩义利、崇谦让、尚节俭、儆骄惰、戒奢侈、扩才识、裕经济。”

 

而林翼中学校训也是强调做人首先要人品端正,要正直正派。其次,做事要敏捷,坐而言之,起而行之,不尚空谈,付诸实践,做出成绩来,也是我很赞成的。另外,做事要有恒心,有毅力,意志坚定,当然也是很要紧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正心诚意,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放在第一位。

 

“赤心事上,忧国如家”是我一生的座右铭

 

 

胡遂:太爷爷,您生前立下汗马功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左宗棠是您多次推荐的,曾国藩的再次出山也是由于您的力推,但您因积劳成疾,年不足五十而吐血早逝,身后声名反不及曾与左,您感到遗憾吗?
 

胡林翼:不遗憾。我做官从政几十年来,始终秉持的是“公忠体国”的理念。公,就是“天下为公”,不谋私利;忠,就是对国家忠心耿耿,赤胆忠心;体,就是对上体贴朝廷,对下体恤百姓;国,就是一切都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我常对朋友和下属说:“吾辈做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之处,则不忠莫大焉。”这个家就是国家和民众,自己只是一个仆人,要始终不渝无怨无悔地为主人也就是国家服好务,效好力,才能算得上尽忠报国,否则就是“不忠莫大焉”。


当年我进入仕途做官从政时,父亲就以“赤心事上,忧国如家”这八个字期勉我,以后这就成了我终其一生的座右铭。一方面是对朝廷的忠贞不二,一方面是对国家的安危忧心如焚。在最后的几年里,我的身体每况愈下,吐血越来越严重,而前线战事仍然吃紧,但我一直支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放松。朱子谓“尽己之心曰忠”,我力争做一个“荩臣”,也就是忠诚之臣,荩谋荩猷,荩事荩言,尽职尽责,尽忠尽孝,竭尽全力,毫无半点保留地作奉献。人生在世,能够这样,又有何憾?我的谥号是文忠,我也认为自己一生的作为是对得起这个“忠”字的,所以,我没有半点遗憾。

 

 

胡遂:是啊,时人对您谋国至忠、待人至诚评价很高。那么,您对我们这些后辈还有什么需要嘱咐的吗?
 

胡林翼:赤心事上,忧国如家;欲正人心,引为己任。

 

 

 
(责任编辑: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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