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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寿:我的小说中的性描写

时间:2012-02-06 09:41来源:本人旧作投稿 作者:徐兆寿 点击:

     搜狐邀我做客时,编辑彭颖问我,你的作品里总是有一些性描写,你认为你的性描写与别人的有什么不同。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这也恰恰是我写这些东西时所考虑的。我对贾平凹直接描写人们的性行为似乎没什么兴趣,但我一直关注人物的心理。在我看来,不同的人在性面前定然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对性的态度都是不同的,而这恰恰可能是性真正需要去发现和解读的。凡是看过性电影和录相的人都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刚开始还觉得好奇,可后来便千篇一律了,不过就是那么几个动作而已。所以,纳博克夫说,作家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就是不断地创造做爱的方式,否则读者就不买你的账了。这种形容实际上是一种反讽。做爱的方式可以去创造,但总会有让人厌倦的时候,作家也会感到黔驴技穷,那么,作家如何来面对性呢?是虚假地去“创造”?(李建军批评贾平凹《废都》中的性描写是虚假的,杜撰的,我以为也是。《废都》以性而著名,但实际上因性而失败。)还是应该真正地进入人物的内心,真实地袒露他们在性面前的尴尬、无助、放荡、保守、自卑、自信等?
     也许弗洛伊德早已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他认为,人的心理上的种种不适都与性有关。这种泛性化的理论显然是有问题的,但它可以反过来说,性可以导致人的种种心理问题。如童年性别教育的不当可以导致同性恋,少年时家庭混乱的性道德将导致一个人一生的性混乱,甚至会产生家庭暴力,青年时灵与肉的痛苦会导致一个人性心理产生畸形,等等。性是关乎一个人终极的问题。从一个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的是男是女的自然性别问题到社会男女心理的塑造,从社会性心理的生成到青年时对两性问题的认识,从对爱情的认识到婚姻和家庭,从夫妻间的两性认识再到社会普遍的性问题的认识,直到晚年时性能力丧失后性心理的延续,性始终是一个随时随地提醒我们的钟表。我们的孤独、痛苦、欢乐、爱以及信仰都与性有关。道德更是如此。有很多人说,性与道德无关,此观点真是大谬。我本来对性的研究也只是浅尝辄止,但看到此说渐成真理,便想应该有一个较为准确和系统的解释,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做做这方面的工作。也许我此后的工作便是要向人们论述性与道德的关系,不知能否胜任。
    但在我的体验中,性与道德是有关系的,且这种认识常常与人们的童年和少年经验以及世界观有很大的联系。性虽然不是信仰本身,但它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一半的生活。古人白天去狞猎,夜里从事性活动,而且狩猎的部分目的也与性有关。性几乎占了古人生活的一半内容。文明人如何呢?文明人的生活虽然不能会多少量来衡量,但情爱生活几乎都与性有关。罗马帝国的皇帝大都是性心理变态者,他们在童年与少年时便在性道德上失贞,他们此后的梦想与事业便始终都与这种失贞的性心理相关。他们的残暴与好斗、好色与变态以及同性恋倾向都是最好的证明。希特勒在政治理想上的法西斯主义也与他变态的性心理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他变态的性心理导致了一个暴君的产生。
    弗洛伊德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即他的“力比多”学说。他认为,一个人的“力比多”即性力的多少,构成了他生命力的旺盛与衰微。这种唯物质基础的性观念对于我们认识自身是很有帮助的。这种学说与我们的中医上的一些观念是相同的。中医认为,肾是人的命脉所在,肾水的固与竭决定了人生命的旺盛与衰亡。但这种学说都忽视了人的心理。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丧失性能力的情况下,性心理仍然非常旺盛。我认识一个教授,他每天都要去找某个漂亮的女生,他不可能与那些女生发生什么性行为,但他还那样不可抑制地去找,他摸着女生们的小手时,他的心里才快乐起来,他才觉得自己还活着。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数不胜数,古代的帝王有很多都如此。生理上的性是命定的,但心理上的性就不一定了。
    所以,在我看来,性有时并非指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这种观点也许不能证得很多人的认同,尤其是性学家,但确是事实。
    也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古代的作家所要描写的是行为上的性,而现代作家便应该发现那些心理上的性。这是古代与现代的不同。
    《金瓶梅》主要描写行为上的性,那样惟妙惟肖,楚楚动人,有很多人认为那是肮脏的。肮脏是什么肮脏呢?是道德。那么,性怎么能与道德无关呢?但也有认为那不肮脏,为什么不肮脏呢?同样是道德。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不肮脏的人在道德上肯定是与常人不同的,要么是能理性地认识的人,要么就是道德上混乱的人。所谓理性认识,是对性的历史、性的文明、性的道德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并非简单地否定和肯定。
    后人企图想超越它。这是一种妄求。真正要超越它的,应该不是去摹仿它,而是反叛它。贾平凹的失败也许正在于此。《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其实是一种虚无主义,贾平凹也同样是。
    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小说里的性是唯物主义的,它的成功在于将弗洛伊德的部分观点艺术化了,真实化了。它没有任何摹仿。它是张贤亮真实的体验。它是一种心理,而不是行为。
    卫慧小说中的性其实远没有那些正人君子讲的那么可怕,但也没有那些捍卫者说的那样“崇高”和有理。她的引人注目在于一个女人对性的大胆叙述。这在一个长期以男人为中心的文化环境中是异数。这也是她的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其实我们应该高兴,对性的认识不仅仅是我们男人的事,也是女人的事,女人终于也可以表达性了。我们知道,夫妻性生活若是长期只有男人快乐,而没有女人的主动参与,这种性实际上类似于一种买卖关系,是一种发泄,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性的目的。作为性的真正的目的,一种人的崇高的目的,应该是双方都感到快乐的、和谐的、统一的。它不仅仅是生育的目的,还有健康和快乐的目的。这种健康也不仅仅指身体本身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卫慧是女权主义兴起的标志,不管她本人是不是女权主义者。
    到了木子美和竹影青瞳时,便成了悲剧。悲剧是因为她们走得过头了,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的坚持。
    我的小说《非常日记》是在木子美和竹影青瞳之前写的,性行为的描写几乎很少。正如唐欣所说的,应该更彻底地一些,连血带骨一些,可我没能做到,也不愿做到。不愿是因为我不想重复前人。
    这就是我的小说中的性描写。 
    《非常日记》写的是一种变态的性心理,自然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这是意料中的事。但描写性本身不是目的,我要告诉人们的是,我们这几代人将要面临真正的比性变态还要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信仰的丧失。它是我们真正的灾难。它也与性有关。
    在《非常情爱》出版后,很多人都在批评我,因为前十页几乎都是性描写,但明眼的读者一眼就会看出我在描写一种道德冲突,在描写人们的性心理,对性行动本身却很少去渲染。这并非是我想要为自己开脱。我只是想说,我的性描写与前人的不同。
    至于刚刚出版的《幻爱》,才是我真正面对性的一本书。关于这本书,我想以后再讲。

(责任编辑: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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